[10]行政违法行为作为受到法律责难的行为，其本质也是具有相当社会危害性并破坏法秩序的行为，处罚设定之根本目的在于预防或制裁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在许多矛盾中应当抓主要矛盾，但实践中要判断何为主何为次，却并不容易。[32] 从中国历史上看，盛世往往都是礼法并举、德主刑辅的，社会矛盾相对缓和。
[9] 2、把矛盾的对立绝对化。由于二十世纪对传统文化的主色调是批判，对中庸之道更是一片否定之声，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需要做出反思。关键词: 中庸之道 阴阳平衡 对立统一 物极必反 宪制文化 中庸之道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和灵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倍受国人推崇。另一方面，对旧体制的失望、对现实的愤怒在长期的积压之后喷发出来，很容易导致思想偏激，甚至情绪失控，理论上过度否定，极端地批判过去的一切，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一个崭新的、完全不同的制度，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绝处逢生，才有光明和希望。不是一些人有权利无义务，另一些人有义务无权利，也不是一些人权利多义务少，另一些人义务多权利少。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彻底、深刻、全面地反思传统文化是必要的，其中有过激之言也在所难免，但经过近百年之后，现在或许需要我们对这种反思再做反思，由偏激的彻底否定转向理性的客观分析。此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是我们长期以来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其实水载舟与水覆舟都是有条件的，如溪流之水就不能载舟，小河沟也翻不了大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实践证明，遵守这一原则，发现乡村价值、尊重乡村价值、放大乡村价值，可以使乡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就全国范围而言，社会组织发育不全以及作用发挥受限是乡村建设行动最突出的短板之一。而脱离乡村价值体系，试图建立一套新体系的做法，无论投入多少人力物力都难以获得应有效果，甚至以失败而告结束。事实上，构成乡村的各个要素以及表现出的不同价值和功能是彼此融合不可分割的。
首先，建设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才能激活乡村发展的微观动力。比如为发展农业而伤害农民，为了民居改造而削弱了农业生产乃至农民生计，为了环境整洁而影响了生产，为了生产而破坏了生态，诸如此类现象在乡村建设实践中不胜枚举。
加快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是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基础。事实上，大量的乡村振兴实践难以取得理想效果，甚至产生建设性破坏，以至于有人怀疑乡村到底能否振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乡村价值及其规律缺乏认识。普遍存在着基层部门对社会力量的作用认识不足、支持不够甚至持怀疑态度，村级组织缺乏主动寻求社会力量促进本村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合作社应以家庭农场为基础，以乡村社区为基本单位，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体制所共同决定的。
这就需要各级党和政府强化对于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责任和组织责任，充分认识乡村建设行动的历史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乡村振兴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责任。合作社被证明是最适合农业和农民特点的高级组织形式。乡村是一个集生产、生活、生态、文化、教化等价值于一体的有机整体，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就是要遵循这一价值体系。传统村落是熟人社会共同体，共同体内部有互帮互助传统，有共同的生产与生活资源，容易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具有天然的信任与监督机制，容易形成合作关系。
家庭农场是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乡村建设行动要在党的领导下构建乡村振兴的组织体系和活力体系。
以往很多乡村建设项目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在于把本来不可分割的乡村整体人为地割裂开来。（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来源：《农村工作通讯》2020年第22期 进入 朱启臻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乡村建设 。
其次，完善合作机制提高农民组织程度。否则乡村建设行动有可能成为对乡村的破坏行动。乡村建设行动要树立乡村整体发展理念 乡村全面振兴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从空间上看，乡村振兴要全面推动，也就是说，所有乡村都要振兴，一个不少地实现乡村现代化。在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乡村环境治理与乡村养老、助残、儿童教育服务等方面，社会组织可以弥补政府部门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政府失灵，一方面可以降低政府部门在推进乡村振兴中面临的高成本压力。同理，乡村失去生产条件，农民生计就陷入困境，乡村发展就失去秩序。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特别强调形成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资源利用、要素配置和要素流通的效率。此外，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决定了农民合作社以乡村社区为单位最容易实现。
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快制定出台培育社会力量的制度办法，鼓励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建设行动，并将社会力量纳入乡村建设行动系统中。需要指出的是，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需要在新型城乡关系框架下进行，只有促进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才能遏制乡村衰败，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除了发挥好党组织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作用外，社会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坚持以农民为主体 农民是乡村建设主体，也是受益主体。
乡村建设行动是一项具有很强综合性的行动，需要农林水利、建筑、国土、规划、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旅游、信息、生态等政府各个部门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各自作用，协调好各个部门的力量，形成乡村建设行动的合力。举例来说，产业振兴中包含着生态要素，如生态旅游、休闲等。中国传统文化更适合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合作，也就是说，在合作社组织内部充分利用熟人关系的信任与合作传统形成合作机制，在合作社组织之间建立现代契约制度，实现合作社的联合。梁漱溟在论述乡村建设过程外来人作用时曾概括了三句话：为乡村扩耳目、为乡村增喉舌、为乡村添头脑，其目的在于激活农民的内生动力，启发农民自觉。
社会组织自身也存在参与乡村建设行动能力不足、服务内容单一、服务方式落后等问题。并针对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问题，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号召。
农户和家庭农场存在的诸如生产成本高、面临风险大等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合作来解决。诸如强制农民拆村并居，逼农民上楼等做法，与乡村振兴理念背道而驰。
家庭农场充分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可以有效克服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主体地位弱化的问题，激发农民建设自己家园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次，乡村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是相互融合、不可分割的。
家庭农场规模是适度规模经营的典型表现形式，也是高素质农民得以存在的有效载体。独立于村组织之外的合作社，往往会成为孤岛，难融入村落文化体系，与乡村社区管理两张皮，甚至出现相互掣肘现象。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努力优化适度规模家庭农场形成的政策和制度环境。根据目前存在的乡村建设问题，我们认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必须遵守以下三个原则。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政府不仅是乡村建设财政投入主体，也是规划设计和实施的组织主体。
要落实党政一把手是乡村振兴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要求，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是乡村建设行动动力的直接来源。因此，农民合作社组织应与乡村社区一体化，在此基础上完善合作社功能，发展更大范围的合作社联合社。
村集体不仅是土地的所有者，也是惠民政策的落实者。首先是农民、农业、乡村三要素不可分割，排斥农民、破坏乡村形态，必然导致农业发展动力滞枯。